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得到》APP上看到了这本书的推荐，豆瓣的年度图书这本也是榜上有名，对于“西方现代思想”这个主题之前了解的不多，又不想错过一本好书，就买来读了。从写作风格上，这本书类似薛兆丰的《薛兆丰经济学讲义》，同样是将《得到》上的课程内容修订改编成书，所以在书名中冠以“讲义”两字；从内容上来说，既然是“西方现代思想”，必然少不了很多的哲学内容，有点类似于《哲学家们都干了些什么》，只不过讲解更深入些，出场的人物生活的时代也更近一些（《哲学家们都干了些什么》是横跨古今的）。这三本书的共同特点，就是写得通俗易懂，读起来相当畅快。如同书的副标题所讲，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来一场观念的探险”。
这本书选取了19世纪以来，自 韦伯 到 亨廷顿共19位思想家和学者，将其各自的主要学说和有影响力的观点在书中做了讲述。下面是本书的一下摘要整理：
启蒙运动：启蒙就是用理性的光芒打破黑暗，让人摆脱非理性的蒙昧，走向成熟。理性成为区分真理与蒙昧的决定性标准，成了衡量一切的准绳；理性甚至取代了神的位置，具有近乎上帝一般的神圣地位。这是启蒙理性主义的确切含义。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启蒙理性主义是西方古今之变的核心。
人到了怎么样的境界可以称为真正的成年？我认为大概有两个标志：第一是明白自己，对自己的过往有真正的理解；第二是反思自己，能看透自己存在的问题。一个人成年的决定性标志就是开始自觉的自我反思：你不只是在过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够有意识地反观自省你的生活。
韦伯：世界的“怯魅”
怯魅意味着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用理性的力量驱散了神秘的魅惑。韦伯所说的“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当然包括宗教信仰。但要注意，世界的祛魅或者说世俗化并不是说宗教消亡了、不存在了，而是说它不再是一种共同的默认的信仰。有学者说，在古代，信仰宗教是不用解释的，而到了现代，信仰宗教是需要解释的，反倒是不信宗教无须解释了。在世俗的时代，宗教虽然仍然被许多人信奉，但它不再是人类寄托生命意义的默认选项了。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所谓事实判断，就是你做的判断是在描述一个事实。比方说，“清华大学在北京”。这这就是一个事实判断清楚明白，只要到清华大学看一眼就能验证。事实判断回答的是这样一类问题一个事物“实际上”是什么。
但生活中，我们还会做出另种判断。要是我说，“清华大学应该搬到上海”，这就不是在说“实际”了而是在说“应当”怎么样。这叫作“价值判断”。在这种说法里，隐含着一种中价值高低的取向。
事实判断有确定性，是因为它有章可循，这个“章”就是公认的判断标准——客观世界。而价值判断相对来说无章可循，或者说没有一个公认的“章”，我们没有办法说，哪一个价值观是唯一正确的。唯一的答案没有了，留给我们的是无数个不确定的选项。于是我们就进入了一个价值多元化的困境。
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著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
公共生活中有许多激烈对立的议题，本质都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比如，美国政治辩论中有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堕胎的合法化。有人依据宗教信条，认为堕胎就等于谋杀生命；有人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怀孕女性有没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身体”，而人的身体理当由自己支配，这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像这样的价值观念冲突，很难用理性化解。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的作用是找到做事的手段，就是一件事怎么做才是最有效的。打个比方，我在外地开会，家人打电话来说要我赶紧回家。我一计算，飞机最快，机票的价格也能接受，于是就订了航班。这里运用的就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的关键就在于“计算”：针对确定的目标，计算成本和收益，找到最优化的手段。工具理性不关心目的，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优的。
价值理性又是什么呢？还是同一个例子，在外地开会，家里人让我赶紧回家。但这次，订机票之前我突然想：不对，还是得先问一下到底是什么事，看看值不值得为这事回一趟家。这时，我考虑的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我需要决定要不要去做这件事。
工具理性的计算就是一种事实判断，因为成本和收益基本上是一个事实，而价值理性的权衡是一种价值判断，虽然也在用理性思考和权衡，但其中有许多主观的因素，因此没有标准答案。价值理性是通过理性思考来确定目标，工具理性则是通过理性计算，找到达成目标的最优手段。
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
现代的“铁笼”
不光是公司内部，现代社会也好似一条流水线，社会中的每一个部门，从政府到企业到学校，都是自我循环的流水线上的一环。社会呈现出机器的属性，人则被“非人化”，被看作是机器的零件。这种倾向成为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韦伯形象地把这个特征概括为“铁笼”。
我们现在常说要“自我发展”，但是我们是为了什么要追求“自我发展”呢？有人会说，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句话听上去很平常，说得没错。但你有没有发现，其中潜藏着这样一层意思：人变成了某种商品，在“买家”面前互相竞争。“自我发展”被替换成了“提升自己作为商品的价值”，所以才会有“人才市场”这种说法。
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信仰需要理由吗？信仰是因为其真实可靠才会被人信奉，还是因为人们信奉才被认为是真实可靠的？在“真实”与“信奉”之间，存在一道裂痕。
信仰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接受信仰需要做出价值判断，而真假是一个事实问题，辨别真假是一个事实判断。前者不具有客观的理性基础，而后者原则上可以依据科学理性的证据和逻辑。也就是说，在信仰问题上，如果用审核事实判断的标准去审核一个价值判断，就相当于用短跑比赛的快慢标准去评价一幅画美不美，是行不通的。用学术语言说，在信仰与真理之间存在一个逻辑断裂。
尼采的三大命题：人生虚无；理论虚假；生命强健
人生虚无：意思就是人生本来没有什么意义，所有意义都是人为制造或者赋予的。尼采喜欢一个希腊神话，说人间最好的事情就是你没有生出来；第二好的事情就是你生下来以后快快地死掉；最糟糕的就是你继续活着。这听上去是不是很悲观？但是不是悲观，主要取决于你怎么看。尼采的意思是说，人生并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真理或者意义，等你去探索，然后发现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幻觉。如果你带着这种幻觉去探索，那么你注定会幻灭，然后你会感到悲观。但是，如果你从来就不相信这种幻觉，也就无所谓悲观了。
理论虚假：希腊人开始用理性的方式来论证生活。到了近代，更有高度理性化的科学理论试图用因果规律来解释一切现象，包括人生意义。形而上学当中的所谓世界的目的性、统一性和表象之后有一个本质，这些“理论文化”掩盖了“生命本身虚无”的真相，让人陷入一种幻觉，在幻觉中获得虚假的安慰。
生命强健：价值不是现成在哪里等你“发现”，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视角主义
视角主义不是说不同的视角对同一个客观真相得出不同的主观认知，而是说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客观真相。视角主义认为事实有没有所谓的“客观性”，其实取决于人们对这件事有没有“共同视角”。“客观”只是一种错觉。但这种错觉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一些稳定的事实认知，很多人类活动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正常展开。
弗洛伊德
无意识：他发现人类心理结构中存在一个黑暗地带，叫作“无意识”。说它是黑暗地带，是因为我们无法在意识中觉察到这个区域。无意识，就是颠覆“理性人”这个观念的要点。无意识中暗藏着巨大的能量，是人的欲望本能，主要是性欲本能和攻击本能。这是人内在最基本的冲动，是生命的驱动力。潜藏在无意识中的欲望本能往往比表层意识中的理性思考更有力量。有一句玩笑话说“不管嘴上怎么说，身体总是很诚实”，这种说法其实就彰显了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
本我、自我、超我
本我就是“最根本的我”，是人格的最底层。这里就是“无意识”的领域，主要是人本能的原始欲望。这些与生俱来的欲望要寻求即刻的满足，不论是非对错，只要满足了欲望就会很快乐。 本我之上是自我，这就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的那个自己。自我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成长过程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有理性，会正视社会现实，重视常识和规则。自我再往上，就是超我。顾名思义，是超越自我的那一部分，这是我们心中的理想化人格。它是在人与“道德”的接触和理解中形成的，我们把来自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道德权威内在化成心灵的一部分，最终就形成了这个理想人格。都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超我就有点像是那个天使；但我们的实际行动常常达不到天使的标准。
本我和自我的关系，有点像马和骑手。马是强劲的驱动力，而骑手需要驾驭这股力量。骑手能够正常指挥马的时候，人的精神状况就很健康。但如果这种关系出了问题，骑手反而被马拖着走，走上了自己不想去的路途，这就偏离了正常的精神状况。如果这种偏离严重而且持久，就成了人们说的精神疾病。
萨特：存在就是虚无
他把物的那种被决定的、不能改变的存在，叫作“自在”的存在。把人的这种“有待形成”的、不固定的存在，叫作“自为”的存在，就是自己“为自己”而存在。自在的存在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而自为的存在没有固定的本质，它的本质是可以变化的。
作为人，我们永远无法填满自己的虚无。用萨特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我们的“存在结构会溢出(我们)所占有的对象”。没有得到的时候当然不满足，得到之后又会产生新的不满足。生活中只有两种悲剧：一个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另外一个是得到了我们想要的。
20世纪的灾难(指一战、二战)
政治学有两个基本假设，一个是“资源匮乏”假设，认为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资源总是匮乏的。第二个是“人性自利”假设。关于政府，不同的社会契约论之间有许多差异，但都分享了两个基本特征。第一，都主张先存在自然社会，然后才建立政府。也就说，政府不是天然的，而是派生的“人造之物”。第二，都主张“同意理论”，政治权威的统治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相反。
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这种恶已经超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框架，也无法从“人能理解的动机”来解释。所以它和任何传统的罪行不同，是一种完全新颖的现代现象。
波普尔：科学的定义
“证伪主义”，科学理论的标志不是它能够被证明是对的，而是它可以被证明为错的。波普尔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归纳-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这也意味着，科学无法达到绝对真理。
如果一个理论始终都没有被证伪，能不能说它就是真理了呢？不能。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未来不会遇到反例，不会遇到那只黑天鹅。所以，就算某个理论猜想碰巧是永恒正确的，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未来有待检验的案例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这就是“不彻底的正确”的深层含义。
哈耶克：理性的自负
哈耶克用审慎的态度去质疑主流的启蒙理性主义，特别是要批判那种认为理性能够认识一切、规划一切的独断论。这种独断也被哈耶克称为“理性的自负”。计划经济的根本弊端，就是自负地认为人类能够获得充分的知识，设计完美的秩序。在哈耶克看来，这根本是不可行的。
柏林：价值多元论
所谓“价值”指的是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理念，比如平等、正义、自由、爱、善良、仁慈...你的价值观，就是指你信奉或者珍视什么理念。这些理念构成了你人生意义的基础，也是你为自己的生活确立目标的依据。
价值多元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张人们追求的价值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而对于“什么是美好的生活”这个问题，价值多元论者认为，理性无法给出唯一正确的答案。你可能会惊讶，价值多元论居然这么简单啊!这个想法谁不知道呢?
要理解价值多元论的高明之处，首先要理解它的对手，也就是价值一元论，究竟说了什么。价值一元论并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价值，或者人只能追求一种价值，它主张的是，表面上有丰富多样的价值，但这些价值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也就是说，虽然价值多种多样，但它们可以用同一个评价尺度来比较，排出高低上下。价值虽然有很多，但尺子只有一把。有了这把尺子，就能给价值排序低级的价值就应当服从高级价值，我们最终能找到一个最高的价值，所有其它价值都是从最高价值派生出来的。
伯林认为，一元价值只是一种幻觉。他说，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消除的。他提出了一个叫作“多元价值的不可公度性”(又译为“不可通约性”)的概念。这是什么意思呢?所谓“不可公度”，就是说你找不到一把能够通用地衡量多种不同的价值，把它们排出上下高低的尺子。伯林说，我们追求的许多价值，它们之间是不能换算的，都是彼此独立的“终极价值”。你不能说，自由是0.5份的平等，正义是1.5份的仁慈。一种价值有它独立的内涵，不能被换算为其它价值。你不能说实现了自由其实就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平等，反过来也一样。换言之，某一种价值并不是其它价值的派生物，不能被还原为其它的价值。因为多元价值之间不可公度，我们往往无法同时实现多种价值，这个时候，价值之间的冲突就无法避免了。
人类生活的世界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终极价值，这些价值是客观的或真实的，但它们之间常常无法公度，不能彼此兼容，甚至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导致某种无法挽回的损失，这是深刻的人类困境。价值一元论试图克服这种困境，它本质上是一种概念错误。
消极自有与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么、就可以不要什么。消极自有强调的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消极自由更像是一种机会，只要保留了这个机会，就算什么都不做，你也保持了你的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则是“实现某个目标”的自由，可以用理性来掌控、实现自己的目标。
马尔库斯：“舒适的”不自由
什么叫做“舒适的”不自由呢？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虽然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实际上却处在一种总体性的控制之中，不知不觉地丧失了自由。因为这种不自由太舒适了，人们很难察觉，也就无从反抗，结果深陷在控制之中却无法自拔。资本主义让你享受舒适的生活，特别是满足你的消费欲望，用这种方式收买了你，换取了你的服从。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工业社会是一种“新型的极权主义”， 它不是用恐怖的手段来控制大众，而是用无尽的消费和享受来贿赂大众，让人们陷入“舒舒服服的不自由”之中，难以察觉社会对自己的控制，也就无从反抗。
在黑格尔那里，异化这个词指的是主体在自身的发展中，分裂出了一个反对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这个概念，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发现 了“劳动异化”的现象。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第一需要。你当时可能会感觉，这句话很反常识吧？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劳动啊。但马克思接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全是异己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对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工作仍然只是赚钱的手段和工具，消费和享受才是目的。在工作中感到累得像条狗，而在吃、喝、性爱等活动中才感到自己像个人。
自由主义
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他强调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力，主张国家最少干预，在政治上提倡宪政自由原则，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到了19世纪，英国的约翰·密尔那一代，出现了所谓现代自由主义，他们非常注重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价值，转向强调政治民主。
正义二原则
第一条“平等的自由”原则，就是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基本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以及拥有个人财产的自由；
第二条原则和社会经济的分配原则有关，默认的选项是完全平等分配。但我们能够接受某些不平等分配，但必须满足两项限制条件。条件1：职位和工作必须在“公平的机会”前提下，向所有人开放。简言之，你要是说一家企业的CEO应该多赚钱，前提是，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成为CEO；条件2：造成社会不平等最深刻的原因，并不是自由竞争，而是人们的天赋差异，以及家庭背景和社会阶级地位差异。第2个限制条件，就是这种不平等，能够让处境最早的人改善状况。
诺齐克的正义理论
获取正义：拥有财产的第一步是获得财产，“获取正义”，就是你所持有的财产在起点上，也就是最初获取的时候必须是正当的。 转让正义：如果财产从一个人转移到了另一个人手里，整个过程没有巧取豪夺，是通过自由自愿的交换或者馈赠，那转让就是正当的。 矫正正义：对那些通过不正当的方式得来的财产持有，不管经历了多少变化，都必须予以矫正。
诺齐克心目中理想的国家形态， 是一种“最小国家”。这样的国家行使的功能非常有限(因此是“最小的”)：只要保障个体公民的基本自由和安全，以及确保合法契约的执行，就不应当再有其它功能。对于个人之间自由自愿的交易活动，政府也无权干预。
德沃金：平等的难题
原则一：平等的尊重。平等地尊重每个人自己选择的生活目标和方式。对于各种不同的生活理想和方式，只要本人资源而且不伤害他人，那国家就不能干涉，也不应当偏袒，应该一视同仁，保持中立。即“国家中立性原则”。
原则二：平等的关怀。不是简单地给所有人“平等的待遇”，而是要每个人“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需要考虑处境不同造成的不同需求。
沃尔泽：原子化的个人
自由主义创造了自我为中心的社会，这是一个“非社会性的社会”。社会只是一群孤立自我的聚集地，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自利主义者，受到个人权力的保护，也因为各自主张积极的权力而分裂。这就是当代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现实：到处都是互相疏远的孤独个人，对公共和政治事务十分冷漠。
泰勒：如何“成为你自己”
西方哲学中“本真性”有特定的含义：就是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盲从于外部的压力于影响，这不仅是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道德理想。我们的“自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又来自何处呢？泰勒的回答是：来自我们和他人的对话，以及对话中的反思。我们无法单独依靠自己来构成自我，形成有意义的独特性标准。自我的理想是在对话关系和反思种塑造的。
福山：历史的终结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未来要抵达的理想社会。而福山说，没有那么远，“历史的火车”提前到站了，自由民主就是最终目标，人类（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已经到达了这个终点，也就不用继续前行，走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他为现代化的普遍进程，做了三个阶段的推论。简单地说，只要人类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而发展了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简单地概括，就是一张地图和一个警告。亨廷顿先画了一张新的世界地图，叫做世界“文明圈”地图，然后发出了一个警告，告诫西方主义防守，避免扩张，不要去推广那些普遍性的价值。他认为，要重建世界秩序，最好的办法是让每隔文明圈内部的核心国家来主导“圈内秩序”。然后，在文明圈之间，展开平等对话协商、彼此妥协让步，以此控制冲突，防止冲突激化走向战争。
当今世界的冲突
当今重要的冲突之一，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来自国家内部。同一个国家内部在很多大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极对立比如在美国，对于特朗普，有人恨之入骨，有人爱得要死。在英国，民众对于脱欧问题分裂为高度对立的两派。在德国，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同样分裂。这种现象在今天非常普遍，我把它叫作“精神内战”。
新一轮的全球化带来了两个消息：好消息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坏消息是大部分国家内部阶层不平等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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